<南都讯 记者李平> 监督公车私用的“广州区伯”区少坤，于前日(3月26日)在长沙被当地警方以嫖娼名义抓获并处行政拘留5天，执行期限从今日起至4月2日，当地警方有关人士证实了这一信息。
3月26日，区伯在新浪微博@广州区伯发布了最后一条信息，称到湖南两天监督到公车私用两起，微博内容还透露，当天上午10点半，毛泽东故居 “韶山毛泽东纪念园”内，区伯监督到@广州公安 粤0A2041公务车公车私用。3月25日在衡山也监督到一辆其它单位公务车涉嫌公车私用，都已向@廉洁广州 举报了，等待调查处理回复。微博还附了多张粤0A2041照片，为一辆旧款丰田霸道。
今天下午，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新开铺派出所有关人士证实确有其事，但拒绝透露详情。
2014年的相关人物报道：区伯，公车监督者“自杀”迷局
广州聚德花苑的廉租房里，62岁的区少坤拿起刮胡刀片，狠狠割向自己的手腕。好在他没能杀死自己，虽割断三根肌腱，却未伤及动脉。导读
区少坤曾是这座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。因为第一个站出来监督“公车私用”，他成了人所共知的“区伯”——网络上、电视里，常常出现他举着一只破旧拍照手机，追着公务员质问“为什么开公车带老婆”的画面。
八年里，他也因为监督“公车私用”吃尽苦头：他自己曾被人打倒在地；母亲家曾被人投去冥币……很多人劝他放弃，他却仍要把“闲事”管下去。然而这一次，是什么让他选择了“以死抗争”？
1. “唐吉可德”与“风车”
3月20日，“割腕”的一周后，区伯出现在广州省中级人民法院。他的蓝白条纹病号服，和那只缠着绷带的左手，都成了他监督公权的新标志。他的支持者们让他抬起打着绷带的左手，好让它进入记者的镜头
这次他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让官方公开“公务车使用管理暂行办法”。在法院门口，他指着排队旁听的人们，“这些都是赶来支持我的市民”。
在支持者眼中，敢于向公权力挑战的区伯，是他们眼中的“唐吉可德”。他拿着手机一次次冲向“风车”。
8年里，他不断抓拍那些被私用的政府、公安、部队公车，用标志性的“质问”追赶躲避他手机镜头的人。他也因此被年轻记者们，授予了“广州区伯”的声名。
只要在街上看到公车被私用，区伯就会突然进入亢奋的状态。他承认第一次监督公车私用，只是因为愤怒。
2006年的一天，他在街上散步，身后一辆车滴滴按着喇叭，随即喇叭里响起“老东西，怎么叫死你都不走？”。他回过头，看到是一辆警车。车里坐着一个年轻警察和他的女友。区伯是个直脾气，心里呕不过气，掏出手机，对着警车拍照、报警。一周后，派出所负责人致电告知区伯，对警察的处理结果“公车私用”。
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这个“公车私用”的说法，于是开始不断拍照监督、向纪委举报。他承认，那时候还只是一种自我满足的“成就感”。后来，他开始不甘心每一次都是书面的“处理”回复，于是开始拨通媒体的电话，并因此在记者的建议下开通微博。他说“微博是我的武器”。
而现在有了律师的帮助，法律也成了他的武器。3月20日这天的“维权挑战”结束了。区伯走过人群，转身，定住，淡定抬起右手，轻挥，让人们拍下照片，然后再转身走向电梯——这一连串动作他已然熟练。
但当走出法院，区伯马上又进入了“工作状态”。他冲向一辆停在行人道的警车，有些夸张地撅起屁股，摆出他标志性的拍照姿势。
一辆黑色轿车的出现，再一次激起了他的肾上腺素。他掏出手机的姿势，更像是在掏出手枪。他开始愤怒得，对准轿车牌照和副驾驶座下来的女子质问，“为什么公车私用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！为什么？！”他说，他自有着一套辨别公车的心得。
直到聊起自杀事件，他对公车的注意力才有所转移。他掏出一本红色封皮的居民代表证，说自己自杀就是为了这个。
区伯说，有了居民代表的身份，监督起来可以更加理直气壮。证件是居委会主任送来的。发证件的时候，主任告诉他：通过居民选举，他被选为做居民代表。但他没能想到，几天后，街道和居委会就要他把证交回，理由是“有人告”。
出事的那一天，居委会主任带着礼品上门再次提起了交证的事。这再一次激起了区伯的愤怒。他向监督公车时一样，掏出手机质问“为什么”。把居委会主任轰出家门后，他自己反而钻了牛角尖。
区伯说，在用刮胡刀片割下手腕之前，他想起了自己监督公车的八年——他自己被人打倒在地、他母亲被人投去冥币……那一刻，他的肾上腺素再一次冲向大脑。他说他想起了电视里看到的那个孙志刚——一个用生命换取制度改变的人。
在被前妻救下后，他给自己拍了照片，发了微博：“政府，是否就是因区伯监督你们，你们就一定要逼得区伯自杀？”
2. 监督者与监督者
在这场监督者与监督者的战争中，区伯的反对者们宣称找到了很多证据。比如，区伯早年曾经坐牢；比如，区伯常去酒楼喝茶；比如，他和老婆的离婚不离床；比如，在官方的信访回复中称，他的姐姐并未赡养老人……
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了更“惊人”的发现：区伯的一张残疾证——在这个证件上，写着“区少坤”、“二级精神残疾”，监护人则是他的前妻。他们还从民政局得到另一份信访回复，上写明了区伯领证的原因是临床诊断为“精神分裂症”。
区伯则解释他从未骗保：离婚，是妻子无法承受他监督所带来的压力；坐牢，是因为60年代年轻气盛“为女孩子，打群架”；残疾证，是1990年代街道看他们困难“好心”送过来的。他也拿出广州市精神病医院的病历，试图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——上面写着从1986年开始治疗癫痫症。
不过在2012年，区伯还是接到了海珠区民政局的停保通知书，“经调查核实，2006年7月至2012年4月期间，你在申领低保时，瞒报了家庭成员的收入，存在隐瞒实情骗取低保的行为，共计骗取低保金21252元。”
区伯用很夸张的做法改变了官方认定。他穿上一件白衣去广州街头乞讨。在衫上写上4行黑字：“阳光在哪里，无饭吃；公平何处寻，断低保。”不过，在他的反对者眼中，这反而成了区伯带有表演性质的掩饰。
“监督者”和“监督者”间的战火不断升级，最终以区伯的自杀达到战事高峰。
然而，区伯“以死明志”的做法并未打消所有质疑。手上的刀口尚未愈合，他就又有了新的麻烦。他的朋友用他的微博，发起了医药费募捐。但两条募捐备注却引起了新的风波——“1、不会公开账目；2、款项使用区伯有完全支配权。”
有人给区伯打来电话，质问他作为公众人物为何不公开账目。区伯回答“你要是让官员们公开财产，区伯立马公开。”在区伯的逻辑中，公务员的钱是纳税人的，而他募捐的钱属于私人赠予。“你没有捐钱，你有什么权利来问我？”
区伯说他并不想要捐款，只是自杀、自残不属于医保范围，“好心”的院方曾让他“撒谎”说是自己刮伤。他不想骗人，坚持“区伯不撒谎，说假话不是区伯的性格”。
在采访过区伯的记者看来，区伯并非那个理想主义的唐吉可德——他有着监督者的偏执，也有着小市民的现实。
因为外界的质疑和压力，他和媒体提起自己曾几次想过自杀。念头来了，他就看看微博——那些评论和转发，成了让他坚持下去的吗啡。他也曾一条条删去那些骂他的评论。那一天半夜，他干脆突然删掉所有微博，决定不再管公车的事。他还写下遗嘱，推掉了原本定下的采访。
他在病房里哭诉：“媒体把区伯推到了风口浪尖……就像一条船被大浪推到高处”。采访中，他常常会这样哭得像个孩子，挽起袖口，用那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擦去眼泪：“区伯很郁闷，很委屈”，“区伯只想做个好人，为什么做好人这么难？”
事实上，反对者并不是反对区伯做好人。连国强也同意区伯举报公车私用，赞同让“民不聊生”变成“官不聊生”。但他也强调，区伯自己作为领取低保的“监督者”，同样有被纳税人监督的义务。
区伯想不通这一点。他质问记者：为何要去采访他的反对者，而不去采访他的支持者。他说，区伯不需要质疑。
他说他不想做名人，别人把他当作名人“这是社会的悲哀”。他也开始为出名痛苦——劳改、低保、残疾证——几十年前的故事，为了监督公权，“把肠子都翻出来了”。他继续毫无掩饰得展示他的痛苦，“都快把区伯弄出精神病了”。
区伯说，如果时间再来一次，他或许不会让自己曝光，而会选择默默进行监督。恢复平静之后，他开始为刚刚的情绪失控道歉：“退一万步讲，即使区伯是精神病，难道就不能监督了么？”